江淮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北部，与委内瑞拉、巴西、苏里南毗邻，北濒大西洋，属热带雨林国家。 “圭亚那”一词系印第安语，意为“多水之乡”。1992年8月，圭亚那合作共和国与中国在 乔治敦签署了中国向圭亚那派遣医疗队的协议书。1993年7月30日，江苏省向圭亚那派出由 八人组成的医疗队。这是中国政府与南美国家首次医疗合作的项目，它为中国与南美国家医 疗合作揭开了历史性的一页。作为中国援助圭亚那国际合作伙伴，江苏医疗队代表中国国家 医疗队第一次踏上南美大陆.
初到圭亚那
1 难忘第一夜
1993年7月30日2点40分，飞机起飞了，自上海虹桥机场一直向着太平洋的东岸飞去。
赵鑫如：飞机一路飞过日本福冈、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当我们在美国肯尼迪机场降落时，透过舷窗看到机翼下万家灯火，很兴奋，看到帝国大厦，感觉到了天堂一样。第二天，从纽约换乘麦道飞机先飞安提瓜，后往圭亚那，飞机穿越大西洋，进入南美洲大陆，这个感觉就差多了，越走心里越凉，一路看过去一片片荒凉的山丘，黄土铺地，满目疮痍。总行程四十八小时，飞机上待了二十四小时，在美国待了二十四小时。
谭笑梅：到圭亚那下飞机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大使馆派三秘带三个人来接我们。到机场后，我们得知乔治敦医院没有安排招待所，去林登的队员必须马上赶到林登去。我们只得兵分两路，林登离机场还有六十多千米，一辆破吉普带着我们在道路上开，一路很黑，感觉到路越走越小，越走越窄，四周黑糊糊的，看不清一点亮。这是在圭亚那的第一夜，我们人地生疏，很惶恐，不知所措。
施振东：我们乔治敦队员到了驻地一看，根本没有人来欢迎接待，自己到了房间，看到冰箱里只有一点米，一点面包、咖啡和牛奶，我们就做了顿稀饭。自来水全是铁锈色，颜色就像酱油，我们就用这黄水煮了一锅稀饭，这时我们已经饥渴难忍，只得往下咽。简陋的房间里，一人一个床，一条单子，没有热水，蚊子多得往脸上撞，没有蚊帐，大家一夜没有合眼。有的队员的行李在美国机场转机时被机场遗失了，大家只得凑一凑，帮助他渡过难关。电压一百一十伏，没法用，很不适应。赵主任睡了一个小时就以为天亮了，跑来叫大家起床。我们睁开眼一看，天还黑着呢。第二天，无钱买菜，当时我们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只好向该国常务秘书借了一百块钱买菜。
八个中国医疗队员的第一夜就这样过来了。
他（她）们开始认真咀嚼圭亚那这个名字了。
这仅是刚刚开始。
2 见面礼
赵鑫如：按照南美国家规定，在圭亚那行医必须参加行医执照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行医资格。虽然派遣中国医疗队是中圭医疗合作的项目，但考试无一例外。中国医疗队参加圭亚那卫生部的例行英语考试是必不可少的。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医疗队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见面礼。
施振东：考官是圭亚那卫生部首席医疗官斯噶拉，还有国家医学会会长。赵鑫如教授英语最棒，他一上去就主动介绍自己。两人一见面，赵鑫如就和斯噶拉套近乎，拉家常，斯噶拉是坦桑尼亚人，赵教授说自己在坦桑尼亚呆过，斯噶拉一听他提起坦桑尼亚，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立马就说，你的英语完全可以胜任医疗工作，你通过了。
赵明：赵教授一出来就给我们介绍经验说，你们一进去就要立即自我介绍，不要等他问你，否则就很难介绍了。大家掌握经验后，每个人都开门见山，自报家门，张口就来，让这几位主考官感到这些中国医生的英语都很棒，最后全体通过。接下来，圭亚那卫生部长代表政府出来接见中国医疗队，第二天就见报了。当我们看到圭亚那的报纸上赫然刊登着“中华民国医疗队来到圭亚那”的消息时，都大吃一惊。当地人对我们全不了解，他们连中国大陆人和中国台湾人都分不清，结果造成很大误会，急得我们一个劲地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人民中国 ”！
3下马威
当时南美洲的形势是，有七个国家和台湾建交，有八个国家和我国建交。中国医疗队的到来就是为中国外交路线服务，为圭亚那人民献上一份中国人的真诚和救死扶伤的爱心。医疗队毕竟是第一次来到南美洲，毕竟是第一次在南美洲开展医疗工作。他（她）们不知道前面的路上还有多少拦路虎在等着他（她）们。当地医院医疗条件、当地行医规则、生僻难懂的圭亚那当地英语，都给医疗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施振东：第一天，我们参观了乔治敦公立医院，这算是首都地区最好的公立医院，看了之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怎么这里的病房大楼这么落后，病房是大通铺，几十张病床连在一起，虽说是公立医院实行“免费医疗”，但药品缺乏，设备落后，这给“免费医疗”罩上了阴影。实际上老百姓能享受到多少“免费医疗”，都是说不清楚的事。
赵明：一到医院，我们主要是了解情况，因为不熟悉这里的程序和规则。考我们英语的斯噶拉不仅是圭亚那卫生部首席医疗官，还兼任乔治敦医院的院长，当时把我们直接分到各个科室。普外科医生汪宝林在参观手术室的时候，突然被院方通知立即上台做手术，汪宝林按照我们国内的习惯思考，我初来乍到，情况还没有熟悉，怎么能贸然动刀子呢？他不肯上台，加上语言表达上又没能让医院方面听得懂，所以，第一天没有做手术，院长斯噶拉立即告到中国大使馆，还发了外交照会，说：中国医生拒绝做手术。弄得我们很被动。第一天，我也被通知上台开刀做麻醉，一天竟然上了十二个麻醉，一口气干到下午四点多钟，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床上就不能动了，人的精神压力很大。
施振东：身处他乡，困难重重。最难打交道的就是当地官员，圭亚那的官场永远是拖拉，看来官僚主义在哪里都盛行。我们有几个医疗队员的行李在转机时遗失了，需要圭亚那卫生部配合，向机场方面索赔，操作起来很艰难。第二天，没有吃的，我们就走五千米去买菜，顶着烈日，腿都走得酸疼。这里的豇豆论根买，我们的钱不多，还得省着花，只买了一点米面和鱼。这里的气温太高，路又太远，生怕没到家，鱼就臭了，买了鱼，只得一路小跑地往回赶，像赛跑似的。头顶烈日，在大太阳底下拎着几条鱼，在一条发烫的沙石路上拼命狂奔，真不知道是这些鱼重要，还是人重要……
谭笑梅： 林登中心医院是个医疗复合体，它由三个地区医院组成，是个矿区医院。我开始还到威斯茅分院上班，这个医院没有车接我，我每天去都是步行去的，来回有十四千米，沿途荒无人烟，中间要过一个大铁桥，头顶烈日来回赶，人被晒脱了一层皮。打电话要车都不方便，当地用得还是二战时代的手摇电话。威斯茅地区的病人讲得是圭亚那英语，说得很快，听起来很难懂，我们这一队没有带翻译，工作起来难度很大，只有让当地护士做翻译，我随身带着字典，有时听不懂，只有求助词典，我口袋里装着两本词典，一本是《汉英词典》，一本是《英文词典》。第一天，就遇上一个分娩的产妇是臀位，这时，需将产妇的腿挂在支架脚蹬上，当时，没有支架脚蹬，这个“支架脚蹬”英文怎么说，我一时想不起来，急得我连比划带手势的，护士们瞪大眼睛，搞不懂怎么回事，最后，好不容易明白，这才过了关。林登医院仅有一个古巴籍的妇产科医生，叫奥托，他的一口古巴英语叫人很难懂，第一天，他让我和他一起开刀，做了两个剖宫产，我给他当助手。结果，我把两个手术给完成了。第二天，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张纸条，说再见了，Doctor谭，你完全可以胜任这里的一切，我就调到乔治敦医院了。
打开局面
1. 微笑征服傲慢
赵鑫如：刚开始上班的一个上午，我走进了院长办公室，我是按照圭亚那国家卫生部的预约安排，前来会见一个人，此人就是乔治敦首都医院资深内科医生多巴，他是英国皇家医学院会员，印度血统，六十多岁，在全院资格最老，架子也最大。
我耐心等待了两个小时，也不见来人。
后来在院办工作人员的引见下，我来到医院门诊面见多巴先生。一头白发的多巴正在看门诊，他看见我进来，头也不抬，冷若冰霜，理也不理我。我心里想，我是按照你们国家卫生部的安排来见你的，你架子再大，见面总该打个招呼吧。多巴依旧忙自己的事，等他把病人全部看完了，回头一看，这位中国医生还是站立在那里，脸上带着微笑。他这才请我坐下谈。我主动介绍自己，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告诉多巴：“我是从中国上海来的，我1962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我是心脏科医生、心血管教授……”
我的不卑不亢的介绍使多巴阴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与我拉开了话匣子。两人谈论心脏电除颤、起搏电生理……话题拉开了就没有收尾，两人越谈越投机，一口气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一向高傲自负的多巴教授恭谦地对我说：“赵教授，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我教你学习圭亚那英语，你教我看心血管病，你看好吗？”
我微笑着说：“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讲礼节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当然高兴跟你互相学习，让我们交个朋友吧！”
多巴伸出了手，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晃着。
此后，多巴和我成了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业务上的相互支持者，学术上的合作伙伴。
中国式的微笑融化了坚冰，为中国医疗队在圭亚那扎下根带来了春风般的暖意。
2. 中国式的“固执”
韩林立：由于圭亚那与我们国内的麻醉方式不同，他们使用全麻，我们多用硬膜外麻醉。以剖宫产为例，肚子切开三分钟就要拿出小孩。没有B超，很多诊断无法完成。硬膜外麻醉需要导管，而消毒浸泡导管的容器都没有，只得找了个缸子代替。
我这个人是个倔脾气，没想到在林登医院，有个儿外科专家叫乔赛夫，这个人也是个倔脾气，他是全国惟一的儿外科专家，他曾留学日本、古巴，这个专家很傲慢，因为他的技术好，但脾气很坏，谁递错器械他当场就扔掉，他每周来做一次手术。
第一次来，他问我：“你是日本人吗？”
我回答：“我是中国人。”
当时为一个两个月的先天性无肛门孩子做手术，这孩子两肺有湿音，肺部感染，血红蛋白只有3克，很低。
我说：“今天这个手术不能做，这孩子情况不好，应该调整治疗以后再做。”
乔赛夫不以为然地说：“没问题，我们圭亚那小孩身体很强壮，做完手术下午就能跑。”
我是麻醉师，我觉得这样强行做手术会出问题，就坚决不同意做麻醉。最后，他没有办法，只得不做。看着他铁青的脸我就知道把他惹恼了。
第二次，又遇上他来做手术，他居然带着他夫人到医院来，他夫人是乔治敦医院的麻醉师。他的用意非常清楚，只要我坚持不打麻醉，他随时就让他夫人代替我来做。他实在不知道，小儿麻醉是我的强项，插管技术操作很熟练，我做的麻醉非常顺利。他夫人当时看后就说：“Doctor韩，技术很好，没有问题。”他夫人就走了。有个六个月的孩子患腹膜后肿瘤，是乔赛夫做的手术，手术很顺利，可到了晚上就出现腹腔内出血症状。我们急忙又把孩子送进手术室再次手术，打开腹腔后，满肚子都是血，这是因为他缝合上出现的问题。经过他再次缝合，才止住血。我作为麻醉师，有责任提醒他，我当面指出这“二进宫”就是他手术不严格造成的。他看到我一脸严肃的样子，没有说话，默默地抱起孩子说：“这下好了！”
有个患疝气的小孩，因为感冒了，氧气面罩一撤，就出现紫绀，根本没法出手术室。我为了小孩的安全，给他吸氧的时间稍长了一点，乔赛夫不满意，觉得浪费他的时间。
我跟他解释：“小孩感冒了，但小孩没有家属，我必须对孩子负责。”
他非常傲慢地说：“我为什么看不出他感冒啊？”
我说：“在术前访谈我也做过，孩子还不到一岁，自己不会说，我必须对每一个圭亚那的孩子负责，必须恢复呼吸，没有氧气他会死掉的！”
乔赛夫有自己的私人诊所，他的时间很宝贵，这儿耽误了，他自己的生意就会受损失。所以，他的脾气大得惊人。
我每每当面顶撞他，使他领教到中国人的“固执”。
最后，手术室的护士们都围过来赞扬说：“Doctor韩，你讲得真好，他这种只顾自己的人就要顶一顶。”
我临离开圭亚那时，乔赛夫主动来找我，他真挚地说：“Doctor韩，你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和你合作我非常愉快，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到我的私人诊所工作。”他还允诺我可以带家人一起过来。
我婉言谢绝了，我跟他说：“我有家，我的家在中国，我要回家了。”
3.力量的较量
王建中乔治敦医院有六十多个医生，当地医生多，古巴来的医生占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中国只有四个医生。圭亚那医生大多数是古巴哈瓦那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开始，他们对我们中国人不友好。古巴医生在这里干了二十二年之久，他们每人在当地都开私人诊所，经常介绍病人去自己诊所，所以不希望病人在公立医院这种不要钱的地方被中国医生看好病，他们根本不希望中国医生来，认为中国人来是跟他们“抢饭碗”，他们就来排挤我们，所以我们心理压力大。古巴医生经常聚集起来向我们示威。我们中国医生在国内受到的是正规教育，做事非常仔细，而他们古巴医生路子太野，手术非常粗糙，他们觉得我们做手术太慢，甚至讥笑我们。
外科主任派姆是古巴医生，他对我们非常不友好。有一次诊断一个急腹痛，我诊断为阑尾炎。而派姆主任说：“你这是错误的。”我又一次检查了病人，认定自己的诊断没有错，我就吩咐手下一个苏联明斯克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提米医生：“下午开刀！”结果开出来是阑尾炎，已经穿孔并发化脓性腹膜炎。第二天早会上，提米医生报告大家说：“这个病人经Doctor王开刀，确诊为阑尾炎穿孔并发化脓性腹膜炎。”提米话音一落，派姆顿时脸就紫了。我看在眼里，就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你是老医生，外科老主任，不知道为什么连阑尾炎穿孔都看不出来，不知这是为什么？如果这个病人昨天不开刀，问题就大了。好在现在问题解决了。”
派姆有点吃惊地看着我，耸耸肩膀，一摊手，表示无言可说。
他们开刀图得不就是快么，我们中国医生的水平足以和他们比试。一次，我和派姆分别同时做两例乳房单纯切除手术，外科主任派姆用了四十分钟，他问我，你要用多长时间？我说，我只要半小时。结果半小时就拿下了这个手术，而且又好又快。从此，派姆对中国医生刮目相看，中国医生用自己的技艺和智慧赢得了古巴医生的尊重，也赢得了圭亚那当地医生的好评。
古巴麻醉师郎当逢到配合中国医生麻醉时，就故意刁难我们，在用麻醉药上故意用的少，如要用肌肉松弛剂，他就少用或不用，正在手术的中国医生拉不开肚皮，就没法开刀，与他产生了争执，最后他竟要动武，挥舞着西洋拳嚷着要和中国人决斗。
中国医生忍无可忍，两手一张，摆了个李小龙的架势，口中喊道：“China功夫！”他一看顿时举手告饶，从此见到中国人非常客气。
他们这样不择手段地对待我们，我们中国医生却以宽容大度对待他们。为了搞好关系，我们以和为贵，请古巴大使、外交官和他们古巴医生来中国大使馆作客，对他们非常友好，招待他们，临走还送他们纪念品。时间长了，他们对中国医生的态度有所转变，知道我们不是来“抢饭碗”的，是为了崇高的国际主义而来的。他们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难以忘却的记忆
1. 除夕夜救伤员
施振东：1994年2月3日，时值中国春节的前一天，医疗队员正沉浸在欢度佳节的喜庆气氛中，当天下午，他们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我驻圭亚那大使馆接到来自中国驻苏里南大使的紧急求援，当地一位著名华侨领袖、苏里南知名人士张丰年的妻子遭劫匪枪击，伤势严重，急需送到乔治敦救治。
王建中：当医疗队接到任务后，大家心中很紧张，乔治敦医院虽然是首都医院，但条件很差，血源困难，药品缺乏。但伤者如不及时抢救即有生命危险，大家来不及多想，便立即赶到医院。医疗队长施振东和我立即动身去首都机场接伤员。医疗队考虑到乔治敦医院虽然是首都医院，但在手术医生默契配合上没有林登医院方便，我们当即决定改变原来方案，把伤员接到距离首都一百多千米外的中国医疗队所在的林登医院救治。在抢救室里，我们发现子弹从伤员的右臀部射入，入口很小，穿过肌肉，深藏在右侧腹股沟的深部。由于医院爱克斯光机突然发生故障，只拍到一张骨盆正位片，从片子上只能看到弹头停留在右耻骨下端附近，仍无法准确定位。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了手提B超，在对伤者全身麻醉之后，那颗藏在血管肌肉组织深处的子弹头被B超准确定位，我和秦涌两位外科医生在准确定位下细心解剖，分离组织，终于以最小的创伤取出了深藏在右侧股动脉旁深部组织内的子弹头，并对已经感染的伤口进行了彻底的清创。等我们把伤员处理好后，已是除夕夜的四时，天都快亮了。
张丰年先生一直守候在手术室旁，当他得知手术非常成功时，高兴地对祖国亲人说，夫人受枪伤后，曾得到苏里南总统的亲自过问，苏里南卫生部长坐镇中央医院安排治疗事宜，凭着张氏家族在苏里南的威望和影响，他们完全有条件到荷兰开刀或回国治疗。当他们听到中国驻苏里南大使的建议后，决定飞往邻国圭亚那找中国医疗队救治。张先生说，当他们下了飞机，看到圭亚那条件很差，曾有过担心，甚至后悔找错了地方。可他没想到中国医疗队当天晚上就成功地取出了子弹头，为他夫人解决了伤痛。张丰年紧紧握住医疗队员的手，感激地说：“危难之中，他乡遇贵人啊！到底是祖国亲人亲啊！”东方破晓，新年的清晨来临了，经过一夜苦战的医疗队员走出了手术室，“危难之中，他乡遇贵人”成了人们喜迎新春的祝福话语，大家为在除夕之夜成功地抢救同胞而感到无比欣慰。
2.生死悬一线
赵明：1994年3月31日晚，在中国医疗队驻地，忙碌了一天的医疗队员带着一身的疲倦刚刚入睡，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原来是为中圭友谊做出过贡献的两名华侨领导请求中国医疗队紧急救治一名被当地歹徒用枪打伤的华侨青年。
外科医生王建中和我连忙赶到医院，在急诊室看到了受重伤的华侨青年，这是位十九岁的男孩，子弹穿过他的左胸，伤口流血不止，面色苍白，手足冰冷，大汗淋漓，呼吸困难，血压下降，脉搏细弱，伤者已经出现休克状态。经过紧急拍摄胸片，发现子弹阴影在第九肋骨水平的纵隔位置，因侧位片曝光不清，无法判断子弹的确切位置。伤员的伤势已不允许再次拍片。在场的十几位华侨友人用焦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祖国派来的两位医生，他们把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两人都清楚手术治疗是当务之急，但子弹无法准确定位，手术室开刀器械又不全，助手和护士没有开胸配合的经验，这些都加大了手术的风险和难度。万一子弹在大血管附近，那就骑虎难下，加上伤员失血严重，随时可能在手术中和麻醉中死亡。但是，如果不开刀，放弃手术或让伤者转院，那就无疑是死路一条。
情急之下，两人决定铤而走险，以一线希望挽救祖国同胞，立即剖胸探查。在无影灯下，一场紧张的手术开始了。没有胸外科器械，我们就用普外科器械开胸，打开胸腔一看，只见胸腔里灌满了鲜血，左肺萎缩，血气胸。原来左肺下叶被子弹击穿，破口处鲜血喷涌，当即进行了缝扎肺破口处及肋间动脉，这时手术已进行了一个半小时，这才止住血。出血虽然停止了，但子弹却不见踪影，怎么办？是关闭胸腔，还是继续探查？此时，伤者失血过多，血压已经测不到，心跳非常微弱，已经出现严重休克状态。在一边输血的情况下，一边进行探查，血压一直在三十至四十毫米汞柱之间徘徊。我一手举着片子，让王建中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看着片子，找着子弹的位置。艰难的十二小时啊，我们终于在胸腔后侧壁发现一个裂孔，顺着裂孔在胸椎脊柱旁找到了一颗子弹头。当我们取出子弹头，为伤员处理好伤口时，天已经亮了，手术室外传来一阵欢呼。
十九岁的华侨青年得救了。
3 什么叫艰难
谭笑梅：当地医院条件之差，出乎我的想象。她们没有围产期保健，发生产前子痫、高危妊娠合并症的非常多，一送来就是大出血、抽风、昏迷，就得立即抢救。有一次送来一个需要剖宫产的产妇，她说我眼睛看不见了！话还没说完，血压哗地就掉了下来，这种情况我在国内根本就没见过，我急得要命，赶紧叫来中国医生一起抢救，心电图提示心脏缺血，赶紧用扩张血管、激素等药物抢救，她的眼睛慢慢睁开来，后来一查，是镰状红细胞贫血。
妇产科没有B超，听不见胎心音，检查出肿瘤，到底开不开刀，全凭自己的一双手。那里恶性肿瘤比较多，像恶性葡萄胎、绒癌特别多。由于缺乏药物和治疗条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而无可奈何。一个二十岁的妇女因不全流产，刮宫后大出血，阴道壁上有个包块。我怀疑是绒癌，需要进一步做病理检查，那里的医院病理检查非常困难，做一次病理检查要跑一次乔治敦，来回一百八十千米。结果做了病理检查，送到乔治敦一查是绒癌。给她做化疗，没有药，需要5FU（5氟脲嘧啶），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这种药，圭亚那的药品大多靠进口，病人回家过圣诞节去了，等过完节回来就死了，她死于脑栓塞。
有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外阴部长了个大包块，坠在外面，流脓流血，臭的不得了，苍蝇围着她乱转，她根本没法走路，连站起来都困难。一到医院来，下面就哗哗地出血，拳头大的包块已经腐烂发臭，烂糟糟的，血如泉涌，电刀都止不住血，急得人要跳起来，最后好不容易止住血，切除了肿瘤，做了阴道检查，发现她已怀孕两个月了。后来，病理检查有去无回。我真替这个女孩子担忧。
那里十二岁女孩子怀孕生孩子是常事，足月生产，生下孩子后，这个自己还是孩子的丫头，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就走了。那里子宫肌瘤发生率很高，我遇到一个二十岁的妇女子宫上竟然长了二十三个肌瘤，为保住她的子宫，只得先挖子宫肌瘤，再修复子宫。按照当地风俗，女人必须为男人生个孩子，所以子宫肌瘤再多再大也要保住子宫，她们根本不在乎剖宫产、反复剖宫产。这样，我们的压力就非常大。
我知道，在圭亚那当妇产科医生是需要耐心的，需要吃苦的，需要干这种脏活、累活、难活的。玛替丽是乔治敦一个卫校的校长，她是个老处女，因患子宫肌瘤合并子宫肌腺症，经常腹痛、大出血，她已经在乔治敦条件最好的教会医院做过手术，是英国医生开刀的，仅取出两个肌瘤，但手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手术过后两三个月内腹痛难忍，都靠打杜冷丁止痛，病人非常痛苦，昼夜呻吟。卫校派了两名护士日夜守在她身边照料她。林登医院院长瑞阿赛特把她介绍给我，希望我能帮助她治好痛苦缠身的疾病。这是我遇到的少有的、最艰难的一次手术。瑞阿赛特院长给我当助手，上了手术台，当我打开腹腔，发现两三个月前做得手术非常糟糕，手术造成腹腔脏器广泛粘连，子宫、大网膜与腹腔的脏器粘连很紧，几乎无法分离，找不到地方下手。面对腹腔内复杂的情况，我也感到很为难，我只得慢慢地先把大网膜剥离开来，一点一点地找到子宫。这种分离必须小心，就像绣花一样，否则弄不好，就会把肠管、输尿管、血管搞破，就会造成肠瘘、输尿管破裂等一系列严重后果，那就不可收拾了。难怪英国医生只挖出两个子宫肌瘤就退出来了。最后，我咬紧牙关，耐心地分离、剥离，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这是非常艰难的两个多小时。终于，为她切除了子宫，但为她保住了子宫颈，手术很成功。当我下了手术台时，身上的汗水早把衣服从里到外地湿透了。
后来，全圭亚那的上层妇女、华侨都知道林登医院有个妇产科Doctor谭，能够解决重大问题，她们从乔治敦、从全国各地都跑到林登来找我。
4. 何尔达的感谢信
王建中：我在乔治敦医院工作时，收到很多病人来信。我治好了他们的疾病，他们非常感激，就给我写信，来信很多，我记得有一位女病人的感谢信，至今我都保留着。
尊敬的王医生：
我想对你说，我是多么衷心地感谢你！我的第二次生活的机遇是你给我带来的，你行使了
上帝赋予你神圣的使命，用你的智慧对我的疾病作出了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再次感谢你并愿上帝保佑你继续你工作，我敬佩你和你所从事的崇高的职业。
何尔达
读着这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位印度青年妇女，她就是何尔达，她的右侧乳房上长了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当地医生诊断为“乳房癌”，并说这只乳房保不住了。何尔达才刚刚三十岁出头，一位青年妇女因病失去乳房会给她的家庭和她自己带来很多不利影响，更何况“癌肿”给她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她焦虑万分，整日愁眉不展，她甚至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想到了死。何尔达在别人的指点下，找到中国医疗队，请求帮助，我看过后，为她作出新的诊断，亲切地告诉她：这不是乳房癌，而是一种良性纤维瘤。何尔达听后如释重负，她的眼睛里噙着泪花：“Doctor王，请你帮帮我，请你一定帮我保住我的乳房。”
我坦率地告诉她：“这不是什么大病，这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一种病，我一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
在中国医生的精心手术下，一个7厘米×6厘米的乳房纤维瘤被摘除了，并保住了她的乳房，通过病理检查证实了中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保住了乳房的何尔达高兴地对中国医生说：“ 这是我一生都难忘的事，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名字——中国医疗队！”
大河水长流
1.以生命为代价
赵鑫如：在南美洲艾滋病、结核病很多，尤其是艾滋病，我们在病房查房、手术时经常遇到艾滋病。有一次，我给一位病人做治疗，因为我知道这个病人就是艾滋病，所以，非常小心。病房里的一个护士却好心来帮忙，但她忙中出错，误将拔出来的针扎到了我的手上，当时鲜血直淌，说实话，我很紧张，顾虑最多的就是艾滋病。我只得拼命地往外挤出手上的血，把手都掐紫了。
1994年1月17日，病房里来了个二十一岁的病人阿力克赛，他因大量心包积液，病情很危重，同时，他是艾滋病患者。病房里的两位德国教授说：“你是心脏病专家，就由你来做心包穿刺。”我当时内心很有矛盾，应该说心包穿刺这样的技术对我而言根本不是问题，但在穿刺中如果发生意外，就可能感染上艾滋病。如果我不穿刺，他们就会小看中国医生，就会说中国医生技术不行，连心包穿刺这样的技术都不会。于是，我决定给病人做心包穿刺。心包穿刺在乔治敦是少有的技术，他们那里很少做这样的手术。当时，医院一听说中国医生要做心包穿刺手术，都跑来参观。病房里有很多医生，有两位德国教授、俄国医生，还有不少当地圭亚那医生带着一大帮实习生，他们都来看中国医生如何为阿力克赛做心包穿刺。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为阿力克赛做心包穿刺。接上心电监护仪，在打了麻醉药后，我用一根导管缓慢地穿刺进他的心包，在心电监护仪上可以见到穿刺的迹象，这种操作务必分外小心，如果穿刺针碰上心肌，就会造成室性早搏。在心电监护仪的帮助下，我小心翼翼地从他的心包内抽出三百五十毫升血性液体，并放置了一根引流管引流。我的手术刚做完，病房里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德国教授西克特真诚地说：“Doctor赵，你是好样的，中国医生是好样的！”
一大帮医生围过来，都要跟我学心包穿刺技术。
2.留下一片真情
彭博仁：圭亚那卫生部长是加拿大人，一天，他在乔治敦突然发生心绞痛，他立即想到找中国医生，电话打到乔治敦医院，中国医生立即出发，到了那里，仅几分钟就解除了他持续心绞痛问题。在中国医生治疗下，他的心绞痛很快被治愈，这件事情在圭亚那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中国医生有治疗心绞痛的绝技。
后来，我们中国医疗队在圭亚那成功抢救好几例大面积心肌梗死的病例，圭亚那各大媒体广为宣传，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医疗队赢得了圭亚那人民的广泛赞誉。1993年11月19日，圭亚那总统贾根访问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他时，他还专门提到中国医疗队在圭亚那的工作情况，对中国医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医疗队第一次到南美洲，就成功地打开局面，为当地人民解决很多重大疑难问题。”
施卫东：我到乔治敦医院针灸科时，科里只有一名护士，当地的条件很差，消毒条件差。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为当地人民治病。当地是海洋性气候，环境潮湿，患关节炎的比较多。开始，他们不了解中国针灸，经过我们治疗后，不少关节炎患者的症状得到了很大改善。当地高层人士来针灸的比较多，贾根总统夫人五十多岁，她患有严重关节炎，右腿疼痛，行动不便。她知道我们中国针灸很有办法，就来治疗，我用电针为她治疗，做了两个疗程，极大地缓解了症状，她能够步行走路了。有位圭亚那高级工程师长期在肯尼亚内罗毕工作，患上关节炎，在欧洲多个国家看过，也到美国治疗过，后来准备到英国开刀治疗。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我们针灸科，经过我的治疗，症状大为好转，能够行走了。他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可以不去英国开刀了。”他为了感谢我，特地送我一个木雕纪念品。古巴大使、朝鲜大使也常来针灸科看病，他们回去为我一宣传，说中国针灸很灵，这下就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后来，圭亚那人差不多都知道中国针灸能够解决大问题。
赵鑫如：有时，我们半夜三更接到会诊单，上面写着一个字：注射！他们连打针也不会打？！我当时感到惊讶，后来发现，他们真的不会打针，因为英联邦国家有规定，护士换药，医生打针，而他们的医生对静脉注射这个技术又不精通，一针打不进去，就开会诊单，找中国医生来打针。所以，我们常常在半夜里被叫起来去打针。我们打完针，在一边观看的圭亚那医生就对我们投来钦佩的目光，觉得我们了不起。后来，我告诉他们，这种技术在中国普通护士比我们打得好！他们听了非常惊讶。
谭笑梅：我们在林登是二十四小时值班，夜里一喊就到，经常在半夜三更被叫起来，逢到夜里下大雨，我们顶着雨往医院奔，一路雨水，一路汗水，跑到医院，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狂风暴雨是经常事，所以，我们常在暴雨夜去医院。白天去医院，没有车接，只得步行，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阳光太强烈了，皮肤被烫得火辣辣的疼，疼得厉害，还不敢用手摸，手一摸，能摸掉一层皮。在值夜班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被大雨洗礼、深夜跑步赶往医院的历程，我们在梦里都能听见急促的敲门声……
3.热泪盈眶的时刻
圭亚那是个多水之乡，境内有埃塞奎博河、伯比斯河、德梅拉拉河三条主要河流及众多的瀑布、激流。埃塞奎博河是圭亚那第一大河流，全长一千零四十五千米，翻卷着浑浊的波浪流向大西洋。最著名的凯尔图尔瀑布，号称是世界上一次落差最大的瀑布，声如巨雷，势若奔马。这里有大片风光旖旎的热带雨林。面对这片热带雨林，达尔文曾说过这样的话语：“在我的整个生命里，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兴奋，我也不敢想象，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会拥有如此美丽而丰富多彩的生命……”
中国医疗队员走进圭亚那，深深懂得圭亚那国徽上用英文写着的那句话的含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命运”。他们为这片山水，这片热带雨林，这块土地上的他们无私忠诚地付出，赤胆忠心地奉献，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人民的爱带给圭亚那，带给南美洲。所以，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圣洁的境界，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奉献都显得那样高大神圣，那么无怨无悔。
1993年10月1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四十四周年的日子，对于身处南美洲的中国医疗队员来说，是个非常值得纪念和缅怀的日子。在中国大使馆，大家欢度国庆节，人人喜笑颜开。
当王保民大使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大家都静了下来。
奏国歌，升国旗。人们仰望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时，听着激昂的旋律，心一下子激动起来，大家的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热泪夺眶而出。身在异乡，听到这旋律令人分外耳熟，眼热，令人心旌跳荡，热血沸腾，精神振奋。号音铿锵有力，旋律激动人心。人们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从这熟悉的五星红旗上，人们仿佛看到自己日夜操劳奔忙的身影浮现眼前；从这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人们仿佛听到自己在烈日下奔跑的脚步声——为圭亚那、为南美洲人民辛劳付出，克己奉献，对每一个医疗队员来说，是神圣的、义不容辞的。中国医疗队第一次踏上这片苍莽山水，孤军奋战，以一当十，战胜重重困难，即便他们遇到再多的困难，遇到再大的险阻，他们也会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拼搏下去，也会坚持下去，他们的业绩像惊雷闪电一样照亮了南美洲大地，在中国医疗援外史上写下艰难困苦、崇高伟大的篇章……
施振东、赵鑫如、彭博仁、王建中、赵明、韩林立、谭笑梅、闻浩的脸上都挂着泪珠，他（她）们凝听着跌宕起伏的音符，就像凝听自己跳荡不止的心声，他们知道这是中国医疗队在南美洲的第一步，只要迈出去，中国人就不会收回前行的脚步，后来者会前赴后继地跟上来，会源源不断地接下去。他们是欣慰的，他们是骄傲的。因为他们是第一，第一次无影灯下的战斗与搏杀，第一次抢救室里的绝望与希望，第一次手术台上的赴死与再生，第一次病房中的失败与胜利，都是值得的。每一串坚实的脚印，每一条流淌的河流，每一朵翻卷的浪花，每一座风光秀美的热带山林，都会告诉你：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医疗队员！
他们脸上的泪珠化成喜悦的笑容，绽开来像一朵朵娇艳无比的鲜花。
谨向提供采访方便的江苏省卫生厅国际合作处翁毅、李元珍深表谢意。
谨向提供素材和事例的第一批援助圭亚那医疗队员施振东、赵鑫如、彭博仁、王建中、赵明、韩林立、谭笑梅深表谢意。
